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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实践中，对新问题予以及时回应。

仍以杭州限牌事件为例，2014年第一次颁布这一政策时，公众反应强烈，谴责政府决策缺失参与程序，但是当2015年第二次修订政策时，公众却响应者骤减。（2）参与明显不足，也即实际参与人数远远小于预设人数，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应启动激励。

这种情况下，公众与政府在决策信息上是严重不对称的，我们很难想象，公众在不了解也不理解PX所承载的运行技术环境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能提出多少去情绪化的意见，能在多大程度上发出理性的声音，引入参与机制的效果能有多理想。同时，对无组织的、潜在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决策者应当通过引导和激励措施，将其吸收到参与程序中来，以避免因忽视这一群体的参与而带来的决策执行风险。限牌令就是典型，天津、深圳、杭州等政府出台的限牌令，均因公众参与程序的缺失而备受质疑。这方面的规定在我们搜集到的规范文本中极为罕见，试举一例，如《西湖区人民政府开放式决策实施办法》第32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参加区政府常务会议，应当遵守会议纪律和会议程序。3．参与效力方面的责任机制。

当然，反对意见认为，行政机关虽然在前期花费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邀请各方参与决策生成，但是减少了后续决策执行过程中花费在消除误解、打破隔阂、排除执行障碍上的时间和精力。针对此种情况： 首先，我们可以将针对参与人员的责任机制的范围进行扩大，其实，参与决策的公众，都应当遵循相应的参与程序。事实上，即使没有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即使没有马歇尔大法官，即使没有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司法审查依然会被确立，只是早晚的事情。

因为宪法反映的是人民的意志，而法律反映的是议员一人民的代表一的意志，人民高于人民的代表，所以宪法必然高于法律，这是为何它被称为根本法或者高级法的原因。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对宪法的一些条文有着不同的解释，因而二人之间发生分歧、分道扬镳也就在所难免。美国的国父们所构想的政体，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存在无数个互不隶属的决策者，它们在各自的权力范围之内或者各自管辖范围之内行使权力、进行决策。因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而闻名于世的大法官马歇尔说：《联邦党人文集》的看法总是被认为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它是对我们宪法的完整评论，各党派都诉诸它。

这也难怪人们时常会看到，如果联邦政府出台的政策或者法律不受各州欢迎，州政府是可以反对它的，可以到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司法权是所有权力中最弱的，鉴于它同样需要被保全，因此，在适当的理论中，不应该不赋予它宪法上的防卫手段。

源自对权宜之计同样偏好或者考虑的力量，立法机关将倾向于通过解释限缩或者取消宪法，而这将导致个人权利的倾覆。双重分权制衡架构的基本假设是人不是天使，正如麦迪逊所言： 如果人是天使，政府将不必要。因为很多人对新宪法有异议，于是就打算阻止新宪法获得批准，也有人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批评新宪法的文章。于是，他就邀请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一起在纽约的报纸上撰写系列文章，从1787年10月到1788年8月，一共撰写了85篇，后来结集成册，就有了《联邦党人文集》。

仅仅在纸上勾画出几个不同部门的界限，是完全不够的，为此，在限权宪法中，行政机关被赋予了对立法的附条件或者完全的否决权。美国人有一种形象的说法，联邦政府相当于第51个州政府。如何执行法律？邦联政府把拒绝交税的州关进监狱？ 所以，邦联的致命缺陷是它建立在共同体之上，没办法和平地执法。与此同时，国会还实行两院制，这是立法机关内部进一步的分权制衡，因为每一部法律必须同时经过两院批准才能生效。

如果实行一院制，且按人数选举代表，结果可能会导致人口多数的州欺压人口少的州，无法获得救济。如果我们追溯到美国殖民地时代的话，它本来就是一个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政体。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人误以为《联邦党人 文集》构建的是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但是，强调联邦的权力还是强调州的权力，一直是美国宪政史上争论的焦点。

这种改变把两院议员产生方式之间的差别抹杀了，让两院之间相互制衡 的功能受到削弱，不利于对多数暴政的制约。那些实行了联邦制的国家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印度、瑞士等，因为尊重地方的自治权，分离主义势力反而十分有限。两院制的重要作用之一是防止多数的暴政。这本书的中译本比较多，至少有四五个，比 较早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的《联邦党人文集》，后来又出了尹宣先生翻译的《联邦论》以及谢 叔斐的同名译著等。我们在讨论美国宪政时，不能仅从1787年开始，因为他们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期间巳经有了大量的宪政实践，大量宪法性的文件都是从地方开始的，最早可以追溯到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以及1639年的《康涅狄格基本法》、1641年的《马萨诸塞自由宪章》等无数的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在他们看来，这一重要的制度安排完全是偶然的产物，是一不小心的结果。

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邦联是建立在每个州基础之上的，邦联的统治对象不是公民个人，而是每个州，而联邦的统治对象是公民个人，不是集体或者组织。这个宪法和当时正在施行的《邦联条例》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区别，因此，当这部新宪法制定完之后，更准确地说，当它起草完毕之后，面临着一个批准的问题。

的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审查，但司法审查的观念远远早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至少可以追溯至库克爵士（Sir Edward Coke)1610年的博纳姆医生案。法国思想家基佐和托克维尔、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梅因、布莱斯（James Bryce )等都曾极力推荐此书。

因之，如果翻译时不明察语境而望文生义，则很容易出错。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不高于州政府，仅仅是管辖范围不一样。

这一点激起了杰斐逊、麦迪逊等人的反感，他们认为这是对新宪法的一种背离，是对联邦政体的背离。可见，邦联是非常脆弱的一个联盟、一个联合。只有这样，当一个机关滥用其权力时，其他两个机关才能够阻止其滥用。邦联政府像联合国一样，如果某个国家不执行联合国的决议，除了发动战争以外没有别的方式迫使其执行。

不难看出，如果立法机关是宪法边界一以防止其自由裁量权滥用一性质和范围的最终判断者，权力制约的功效将荡然无存。其实，早在1368年爱德华三世时英格兰巳经确立了一个重要的违宪审查原则，即所有违反《大宪章》和《森林宪章》(Cartade Foresta )的制定法都是无效的。

相反，作者多次批判了中央集权政府，他们使用的表达是单一共和国（single republic)。就内容而言，目前流行的几个中译本问题都不少，误译之处甚多，譬如，两个版本的《联邦论》开篇都错将邦联译为 联邦 了。

这时，新宪法的有力支持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有必要回应，阐释新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容，澄清各种各样的误解和偏见。这在中央集权国家是不可思议的。

实际上，在他们写作过程中巳经有几个州批准了这部新宪法，很难知道这些州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国会有权弹劾总统和法官，总统有权提名法官，国会有权批准法官，法官则有权宣布总统的命令或者行为违宪。可以想象，即使没有马伯里案，也会有其他案件成为违宪审查的先例。《联邦党人文集》的启示 首先，就像汉密尔顿在开篇所说的一样，我们能不能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优良的政体，还是我们只能依赖强力或者机遇？美国的建国历程可以被看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自愿同意的方式构建宪政民主政体的尝试，他们构建的是一个联邦共和国。

也难怪，原文中使用的是federal，但作者指的却是confederal，因为在那个时代，英文中的federal和confederal含义还不像今天这样固定不变，而是可以通用的。《联邦党人文集》详细阐释了为何新宪法要确立三权分立的基本原理，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洛克、孟德斯鸠率先提出的分权理论。

由此可见，马伯里案的判决结果并非偶然，或者毋宁说，在偶然中隐藏着必然。多中心是相当于单中心而言的，单中心即中央集权，在一个国家存在一个至高无上权力中心，所有的权力都来自它，而多中心则意味着存在无数个权力中心，这些权力中心之间没有等级隶属关系。

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是非历史的，不了解该案之前的美国以及英国的历史。但是，很难想象美国联邦政府可以随时设立一个新的州或者撤销一个州或者合并两个州，它没有这样的权力。